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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1934年深秋的大别山地区，红25军在未加通知的情况下悄然撤离，发起长征。此时，留守的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正处于外围执行游击战任务。待其返回驻地后，发现主力部队已无一人留在身边。在面对敌军强大兵力和复杂局势的情况下，高敬亭并未选择逃避或妥协，而是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。他立即深入山区，整合分散的队伍，包括游击师成员、伤员护卫及鄂东北独立团的士兵，经过多个月的艰难努力，他成功召集起一支武装力量。
通过对现有力量的重组，高敬亭于1934年底将其整编为红218团，为后续的抗战奠定了基础。在缺乏外界支持和指导的情况下，他在1935年农历除夕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，首次提出重建红28军，并担任政治委员，肩负起党、政、军的全面职责。此时，红28军的编制仅有千余人，而国民党则派出17万正规军进行围剿，兵力悬殊达到1比170，这一数据反映出其面临的严峻形势。
尽管身处绝对劣势，高敬亭制定了以“四不打”为核心的作战原则。这一原则强调“敌情不明不打、地形不利不打、伤亡过大不打、缴枪不多不打”，旨在确保有限战力得到合理使用。与此同时，他实施了主力部队、地方武装与便衣队相结合的战术，使得红28军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规避了四次国民党的大规模清剿行动。 谈球吧
在此期间，红28军虽然生活条件异常艰苦，却凭借其灵活的游击战策略，有效地保持了与敌军的对抗，造成了敌方部队的重大损失，活跃于45个县的防区。进而，高敬亭还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，尝试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展开合作，以期共同抗日，成为南方八省中首次达成合作的成功典范。至1938年，红28军与豫南游击队合并，组成新四军第四支队，此时已发展到3100余人，成为华中地区抗战的重要力量。
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高敬亭在领导过程中并非毫无争议，其在肃反中曾发生扩大化问题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，后续亦有需要修正的错误。尽管如此，党史学界普遍认为其总体贡献大于过失。直至1977年，他才被平反，恢复名誉。
综上所述，高敬亭在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，选择坚守并重建部队的决策，成为了大别山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在敌军重压之下所作的艰难选择，不仅使红28军在极端逆境中存续下来，也为后续革命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力量支持。 谈球吧
